《草案》第75条坚持了这一原则，明确规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
集体土地禁止入市政策在此背景下产生。在地租规律的支配下，经济越发展，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越多，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土地利益公有化。
城市规划区范围的土地增值最快，土地利益最多，允许规划区范围的土地继续征收，相当于继续维持现有土地利益分配秩序。按照三块地改革试点方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明确限定为解决遗留问题。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农村房屋是农民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房屋的私有性在集体化时代也一直未变。五、结语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修订《土地管理法》须秉承1998年《土地管理法》控制集体土地入市的制度精神，避免产生新增的集体经营性土地。
我国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通过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而在大众民主时代，这反而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一度以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终结的最高价值标准。行政法治国与政党法治国：西方模式与中国经验 如果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从古典法治、现代法治到后现代法治的发展乃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的法治秩序之所以将形式法治看作是旧法治，就在于强调法律不是对既定秩序的确认，而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法律不是保守的力量，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由此形成革命法制。由此，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西方不同法治传统的动力，以至于中国法治建设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山寨工厂，各种不同型号的零件拼凑组装在一起。
在十八届四种全会的决议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将古典法治传统、 现代形式法治传统和后现代实质法治传统融为一体的努力。在欧洲大陆法传统中，这种法治秩序的转型引发了基于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政策性民主的兴起，逐渐取代过往以立法机关为中心的代议民主概念，社会运动和公共参对于民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代议选举。
然而，中国的主体意识始终推动中国牢牢扎根本土大地来建构完善自己的法治新秩序，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吸收旧法治的有益要素。从1840年以来，中国处于从古典法治秩序向现代法治秩序的转型的法律革命时代。在古典法治秩序中，神圣法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其他多元法律之上，就在于神圣法的超验性。法治概念也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国家法之治变成了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行政规章之治 (the rule of regulation)或公共政策之治( the rule of public policy)。
在现代党国体制中，如果是西方行政法治国主要展现为政党通过行政规章或公共政策的统治（the rule of party by regulations or public policy)， 那么中国的政党法治国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政党通过党法和国法的统治 （the rule of party by party law and state law)呢？在这种法治模式下，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并不存在竞争，执政党不需要考虑哪一个机构来落实其政策，而恰恰需要根据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自身的性质来落实其政策。法律要服务于公共福利，法律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均衡和选择，这些实质性的利益标准成为法律必须服务的准则。在这种体制中，政党只有在通过竞争性选举执政之后，才能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通过国家机器中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展现出来。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都在世俗化轨道上推动人类文明的日益趋同，实现历史的终结。
在政党法治国中，由于执政党在党国互动体制下既拥有独立的党法体系，同时又领导整个国家体系。然而，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政党官僚化很容易陷入腐败，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人民大众，从而窒息了政治流动，丧失了政治活力。
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也由此兴起，推动了现代形式法治转向后现代的实质法治由此形成儒法并用的古代礼法传统。
因此， 要在礼法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中国确立的政法传统，即始终强调信仰和道德价值要高于法律规范，具有政治信念的先锋队团体要高于职业法律人共同体，培育人心向善的教化、风俗习惯和政治风气要高于外部行为的法律约束。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对待古典法治秩序中天道人心对政治权力的正当约束，而过分迷信国家法，试图人为地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神话来实现法治，最终可能会变成法学家们的一厢情愿。三种法治秩序模式 从人类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看，法治发展经历了几次变迁，形成了三种法治秩序模式。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政治传统和法治传统对古典礼法传统的提升和发扬。政治不是单纯的权力支配、利益分配和敌我划分，而首先就是凝聚人心的正当性力量，就是天道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核心价值。美国宪政体制实际上变成党国宪政体制，以至于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一度控制议会和总统。
因此，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变成了一场政党争夺战，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和司法理性化日渐沦丧，司法判决结果沦为党派政治投票，而司法判决理由也从传统法律推理变成了政治修辞。而在大众民主时代，这反而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
法治概念也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国家法之治变成了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行政规章之治 (the rule of regulation)或公共政策之治( the rule of public policy)。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衰落，执政党始终缺乏一套凝聚人心和信仰的核心价值，以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局限在口号和朴素意识上，缺乏一套围绕经典阅读、思考和批判展开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也缺乏用这个核心价值和思想体系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进行交锋、论辩从而说服、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能力，缺乏一套凝聚人心的软实力，以至于在公共传媒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陷入被动局面。
由此，中国法治理念和模式就会在同时吸收立法法治国、司法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国的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一种基于党国互动体制的混合法治模式。行政法治国与政党法治国：西方模式与中国经验 如果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从古典法治、现代法治到后现代法治的发展乃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
正是树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条人间正道，执政党才得以成功地摆脱老路和邪路的困扰，确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在中国的党国互动体制中，一方面执政党同时借助党和国家两个系统来治国理政，推动公共治理，落实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现代法治采取一种高度形式主义的立场，高度抽象的科学理性主义和非人格化的程序主义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国家法由此才能获得普遍性，从而取代其他多元法律规范，或把其他多元法律规范降低为地方性知识 而强化国家法的普遍性权威。政治权力划分为执政党掌握的政治决定权和国家机构掌握的执行权，由此现代政治权力的运作表面上是按照宪制框架中的三权分立运作的，可实际上是按照政治 与行政的逻辑运作的。
因此，中国法治发展呈现出新、旧法治两种理念相互交织的图景。既有规范党组织运作的法规，也有规范党员道德修养的规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看作是现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跨地域、跨阶层、跨族群、跨宗教的信仰共同体。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与宗教思想融为一体的天道自然法或神圣法。
在这种体制下，一个政党完全控制着国家，政党和国家融为一体制。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也由此兴起，推动了现代形式法治转向后现代的实质法治。
1. 从礼法传统到政法传统：核心价值的重建。只要能够完善和巩固党国互动体制，只要能够确保党对国家的领导，执政党完全可以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放手学习西方的法治经验：不管是18世纪的旧法治，还是20世纪的新法治，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核心价值上作出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渐取代共产主义成为凝聚党和人民的核心价值。因此，中国法治建设不能仅在新旧两种现代法治模式中打转，而且要重新思考古典法治秩序提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礼治和法治也互为表里：礼用来治君子，法用来治小人，出礼入法礼法互补。因为无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些传统的政体理论无法准确地概括大众民主时代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它使得社会生活不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是处在始终不稳定的变革状态之中。古典法治秩序中的法律多元主义最终让位于国家法或实定法一元主义的法律帝国或法律霸权模式，从而形成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
中国古代的德治实际上是指礼治，德治和礼治互为表里。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新法治因为被打上文革维辛斯基和阶级意志论 等烙印而被看作是旧的东西，而曾经被批判为伪法统的旧法又随之复兴为新法治。